写本与写本学
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写本学近几年来说是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和欧美、日本的一些学者交流很多。
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唐代文学）、敦煌学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著有《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总论》《俗赋研究》等。近十年来，从写本学角度研究敦煌文献和早期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牵头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家写本学研究机构“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
写本，简单说，就是抄写的文本；写本和抄本，可笼统地算作一个概念。当然，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民国时期，吕思勉先生提出六朝时期“抄”和“写”是区分严格的。抄是摘抄，精选；写则是按照原样摹写。近年，南京大学的童岭先生进一步论证“抄”“写”有别，写本和抄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细致的研究，区分抄和写的不同是有意义的。但是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写本和抄本的用法区分者有，混淆者亦多。所以《辞海》说：写本又叫抄本，抄本又叫写本，用互见的方法。因此，我们把写抄本都叫“写本”。
我们所说的写本，是用于社会交流的。我国的写本时代可分为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两个时期，前者从商周到东晋；后者从东晋到北宋。当然，这期间有简纸并用的，东汉以后简本和纸本就并行了。东晋初，破除了人们长久以来简贵纸贱的观念，简本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宋代以后是刻本时代，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写本，比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写本形式。而大量的档案文书、民间的契约等也是写本形态，所以写本在刻本时代也是大量盛行的，但和写本时代的写本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什么是写本学呢？学术界尚存争议，还在探索和研究的阶段。按照一般的说法，写本学发端于西方，是由研究早期埃及的莎草纸、羊皮纸，印度的贝叶写经等而产生的学科，与日本人的“书志学”有交叉之处。而西方的写本学和我国的写本学还是有区别的。西方的写本学主要研究书写的物质形态。我们的写本学，由于很多原因，也研究物质形态，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写本内容。
大量写本时期写本实物的面世是近一百余年的事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大量的简牍写本、敦煌吐鲁番写本逐渐面世。帛书出土不多，主要是西汉马王堆帛书。简牍写本年代从战国到晋代都有出土，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年代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过去，我们的文献学是建立在刻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二十世纪大量写本出土之后，学者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刻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刻本文献学对写本的整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应当了解并研究写本的特殊性，建立更适合研究写本的理论和方法，即和刻本文献学相对的写本文献学。
结集的出现
孔门四科中有“文学”，“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学”。把文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书写在竹帛上叫作文学。写本的核心是这种合于法式的“文”（文字）。所以，有必要谈谈文字的产生。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而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文字的产生肯定在甲骨文之前。那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面。我以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针对后来的语言和文字关系讲的。文字产生的时候恐怕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记录思想意识的符号。《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文字出现会导致“天雨粟，鬼夜哭”呢？东汉高诱的注其实没有把它讲明白。到了中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序里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文字产生之后，鬼神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人类可以得到诸多好处，所以天雨粟以赐福；作为想继续保持神秘状态的鬼，自然会因为失去特权而夜哭不止。所以在古人那里，文字不是为了人创造的，人创造文字是为了祭祀沟通神灵的需要。世界上很多早期文字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必须由东巴（经师）讲解，大东巴（大经师）和小东巴（小经师）解读的深浅不一样。所以最早的文字是传达思想的，不是和语音对应的。文字从出生就带着很神圣的意味。后来人们把字写到竹简上，编到一起，自然就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性。
把一支一支的简牍编联一起，形成一个写本，这就是早期的结集。结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典藏，一个是阅读传播。最早的写本就藏在官府之中，所以说“学在官府”。清华简中有一篇《保训篇》，是周文王临终前给武王的遗训，其中讲到要把“中”交给儿子。那么“中”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认为“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中庸一类的观念。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境界，只有舜尧这样的圣人才能达到。“中庸”更多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想把它传给后人，会坠入玄虚。所以，我想，既然“中”是可以传递的，应该是有载体的，所以“中”可能是抄在简牍上，就像“洪范”那样治理国家的大法是写成文本传递下来，由大禹传给夏朝诸王，由箕子传给武王。可见早期结集的文字是很神圣的。公元三世纪后期，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发生了一起盗墓案，战国时魏国国王的墓被盗掘，出土了很多竹书。其中有一篇记载了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姜后生了儿子后，越姬趁其不备，用“涂以彘血”的玄鸟更换了王子，并立即报告给穆王。周穆王就把这个生了怪胎的姜后打入冷宫，并请太师占卜，占辞写成简册后放于椟中，藏于祖庙。过了三个月，那个得宠的越姬突然死去，七天后复活了，像变了个人似的讲她生前更换王子的过程，以及死后遭到先王怒斥的情况。这则故事就是后来《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头。这个故事就说明典藏“简册”是非常珍贵神秘的，不是可以随便看的。
结集的方式
下面要说的是结集的方式。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有“编”。很多学者对“篇”“编”“卷”有不同的理解。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篇”指的是用木简抄的文章，“卷”则是抄在帛书上的文章。现在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有时候恐怕也很难这么严格地区分。“编”和“篇”这两个字都是从“扁”得声的形声字，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扁”既是声符，又包含意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里面的“篇”都没竹字头，所以“编”和“篇”这两个字本身的意思差不多。《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桥上得到神秘老人赐一“编”《太公兵法》，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上说“编，一本作篇”。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篇”和“编”有共同之处，把一个编好的完整的木简或者竹简卷起来，叫作一卷。这个一卷就是我说的一个写本单位。《晋书》记载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篇”和“卷”又等同了。这和结集有关，结集是用绳子把若干枚竹简或者木简编联起来。关于竹简和木简有多长、抄多少字，《观堂集林》里面收录有王国维先生写过的一篇相关文章，王先生当时见到的出土竹简很少，但是他把传世文献里面相关资料汇集作了考证，是一篇简牍研究的开创之作。抄经的竹简大概是二尺四寸，抄传的大概是一尺二寸，一般是一尺。这个尺是汉代的尺，大约是二十三厘米左右。后来出土的大量简证明了王国维先生说的不一定全对，但是确实有他的根据。汉代的简牍长短宽窄形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但是大致有一个规范长度。那么把多少支简编联在一起算一个写本呢？出土的简牍因为绳子早已朽烂，我们不好判断，只能做些推测。汉代居延兵书简有七十枚简编联一起，七十枚简为一个写本算是比较长的了。最长到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秦简记当时官方规定，给朝廷上报文书的简不能超过一百枚。我的初步推测，大概一个写卷40～60枚简的比较多，一枚简抄38个字左右。这样，一个写本长的可以抄三千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两千五百个字就算比较多的了。《老子》有五千字，刚好是上篇下篇，抄了两个写本。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核对的话，还要通过大量的出土数据来证明。这样构成的就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就是一卷。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写本，上面到底抄几篇文章？一个写本大多数情况下就抄一篇文章，但是，也有短文章，一卷可以抄数篇的。这样就牵扯到早期文献的一个汇集问题。比如在上海博物馆的简里，有一个写本，卷背的题名叫《子羔》，但它包括三篇文章：一篇叫《子羔》，一篇叫《孔子论诗》，还有一篇是《鲁邦大旱》。这三篇文章，认真对照字体后确认是一个人抄的，竹简的规格也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写本卷起来之后，背面的篇名叫《子羔》，《子羔》是三篇共同的名字。要特别强调的是，三篇或数篇文章用一个名字，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文章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三篇是毫不相关的文章。但既然抄在一个写本上，肯定是它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为什么把这三篇写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讲孔子的古史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传世的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有诸多类似情况：一篇题名下实际上包括了好几篇文章。怎么进行解释呢？就是写本时期特殊的写本制作的方式造成的。比如说《韩非子》第二篇《存韩》篇，题目叫《存韩》，包括韩非子刚到秦国后写的《致秦王政书》，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存韩”。李斯看到韩非的信，又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始皇不要被韩非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同时，李斯还给韩王安写了一封信，说韩非实际上已经背叛韩国了。汉代人编《韩非子》，便把三篇抄到一个写本上，题目叫作《存韩》篇，实际是第一篇的名字。不同的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只给了一个题目，后世编的时候也就把它们编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在先秦两汉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洛阳才子贾谊的《新书》中的许多文章，写得很平淡，感觉贾谊并没有多少文采，或者他不是有意写文章。但《史记》里面收录的《过秦论》，写得那么好。《过秦论》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其他文章为什么又写得很平淡呢？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过秦论》是司马迁等当时一批文学家加工过的，是司马迁根据贾谊的文章综合修改而成的。“过秦”是西汉初期很多人写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所以司马迁综合修改完成《过秦论》，恐怕有诸多蓝本可以借鉴。这种情况在出土的简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郭店楚简里面有一篇叫《鲁穆公问子思》，还有一篇是《穷达以时》，我们按照简的格式判断这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写了两篇文章。到了后来的纸写本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敦煌写本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齖新妇文》，写的是一个刚娶到家的泼妇新媳妇。这篇文章有前题，也有后题，一篇文章被前题后题包围着，前后题都叫《齖新妇文》。但在前后题之间，却有好几篇文章，除了前面写这个齖新妇外，还抄有《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最后还有上门女婿的故事。现在有意思的是，四篇文章，却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齖新妇文》作为它们共同的题目。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多以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没有关系，是抄手误抄造成的。但是，敦煌写本中，有三个写本都是这样抄的，抄手不可能每个写本都犯同样错误。从写本学的角度来说，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题目，是写本时间的下层抄本常有的现象。它们四篇是有关联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这四篇文章虽然内容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有共同的使用场景，是当时一个特殊的仪式上面用的。四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婚礼上的那些司仪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调侃、祝福、调动气氛之用。
写本学的应用
我前几年整理先师郭晋稀先生的《文字学讲义》和《庄子要极》，这是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时的稿本。看着讲义上修改补充的密密麻麻的墨迹、水渍以及指甲翻书的痕迹，好像就感受到老师上课时候的样子，感受到他生命的跳动。所以写本是有生命的，每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生命体。
《》（2019年10月12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