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中华书局也启动了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出版了《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书，内容主要围绕《资治通鉴》来窥见司马光的政治哲学。
从2007年起，姜鹏开始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也曾在百家讲坛品读《资治通鉴》。著有《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齐家与治国：姜鹏解读〈资治通鉴〉》等与《资治通鉴》有关的著作。在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姜鹏主要研究《资治通鉴》的编修情况、阅读方法及司马光的历史评价等问题。
在这本书中，姜鹏还特别撰文反驳了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和历史学家余英时对司马光及其时代的评价问题。通过细读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文本和探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姜鹏认为“在君主的行为、意志与秩序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司马光选择的是维护秩序。……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中，最重要的是秩序。”
（姜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姜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一
在现有的通论性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萧公权的作品最有影响力。以萧公权的论证模式及其结论为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司马光本人和君权之间的紧张？虽然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熟悉司马光文字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奏疏时政，还是评述历史，君主恰恰是司马光笔下被批评得最多的人物类型之一。况且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司马光直接挑战了君主意志。
其次，对于如何定义“专制政体”，萧公权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说法。在上举《中国政治思想史》谈论司马光的章节中，“专制”一词凡三见：“司马氏生宋代专制政体发展近于完成之时”；“凡此种种，用意无不在推尊君主，为专制政体张目”；“甚至以专制天下集权之眼光解释封建天下分权之政治”。
但萧氏始终没有严格界定何谓“专制政体”，君主体制与集权体制、专制体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观察皇帝制度成立以后的中国古代政体时，必须严格区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两个概念，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宰相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相对而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两种政体模式。“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可以成为配套使用的政体模式，但并不意味着采取“中央集权”模式时，一定同时体现“君主专制”。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江西泰和人。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
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明清两代高度君主专制压迫下，儒学的核心行动路线已从宋儒推崇的“得君行道”转向了“移风易俗”，亦即注意力从朝廷转向社会。其原因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抗衡君权的力量不复存在，儒家学者行道无由。笔者对余先生的这一判断非常赞同。但余先生仍未对宋代与明清的政体作区分，认为宋代也是“君主专制”时代。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有完善的宰相制度的帝制时代，虽然也体现“中央集权”，但并非“君主专制”。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为避开外廷大臣的干扰而创设内朝官，直到唐代出现翰林学士，皇帝制度始终试图利用内朝官取代、抗衡以宰相为代表的外朝官，以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然而历史同时展现了内朝官不断外朝化的过程，这即已证明制约、抗衡皇权的意识与力量始终存在。故笔者认为，“君主专制”政体只存在于宰相制度薄弱时期，尤其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的明清时期。在宋代，虽然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不存在“君主专制”。所以，萧公权认为司马光拥护“专制政体”，却未对“专制政体”作严格的定义与区分，更未对宋代的基本政体作一清晰的表述，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
第三，萧公权的证据仅仅是“三家为诸侯论”中的几句话，将司马光所有的作品，尤其是全部《资治通鉴》作认真的解读后，人们是否还会坚持认为司马光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笔者在通观《资治通鉴》的基础上认为，仅据“三家为诸侯论”中的几句话，将司马光定位为“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并不恰当。我们不仅可以在《资治通鉴》其他章节中找到反对这一论点的证据，甚至就在“三家为诸侯论”中，司马光也已经明确提示了自身的基本立场：绝非“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
“三家为诸侯论”的确集中反映了司马光的一些基本政治观念。然恕直言，包括萧公权在内的多数学者在解读这篇文字时，都未中肯綮，只在文字表面做工夫，舍本逐末而错失温公思想之精义。君臣名分的不可逾越性，仅仅是司马光设计的环环相扣的理想社会秩序中的一环，既不代表该秩序的本质，更非其全部。
司马光雕塑
二
在追述中，《资治通鉴》勾勒了曹丕、曹植的竞争关系，其次铺叙曹操与几位重要官员的讨论。就谁该继承魏王的爵位，《资治通鉴》安排了四位官员发言，分别为：崔琰、毛玠、邢颙、贾诩。其中前三位，曹操是通过密函相访的形式与他们交流，而与贾诩则是面谈。原文附下：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资治通鉴》揭晓了曹丕、曹植的竞争结果，却指出曹丕赢得竞争的关键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这一叙述暗示了两点：一、曹操对待嫡长子继承法则的立场并不坚定，所以曹丕尚须以术自饰来加持；二、曹丕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名师。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研中国传统文化。他从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已出版相关著作：《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帝王教科书》《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齐家与治国：姜鹏解读〈资治通鉴〉》等。
《资治通鉴》
三
但这样的秩序、规则观一定会遭受质疑：如果一味刻板遵守秩序与规则，而导致在现实中处于被动，甚至是国家、政权的危亡，该怎么办？比如就王（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而言，单纯强调嫡长子继承制，若选出的是暴君（如商纣王）、智障（如晋惠帝），还要坚守这样的原则吗？只要放弃嫡长子继承，就会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用微子来代替纣王，商朝就有可能延续它的统治，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灵活变通吗？还需要坚守秩序与规则吗？
微子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非常复杂，我们以季札为例，来看一下司马光的观点和之前的政治家、史评家有何同异。唐代著名学者、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725—777）曾写过一篇《吴季子札论》。在这篇史论里，独孤及对季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废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义，非公；执礼全节，使国篡君弑，非仁；出能观变，入不讨乱，非智。”独孤及认为，季札的推让不为，导致了吴国的灭亡，他只顾及了自身小节，而忘乎家国之大义。关于如何看待人物贤愚与继承原则、制度之间的关系，独孤及说道：“夫国之大经，实在择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贤则废年，以义则废卜，以君命则废礼。”独孤及提到择嗣的三个标准：贤、义、君命，若与此三者相违背，即便符合年、卜、礼三个标准，也可以被废黜。通观全文，独孤及所指的“义”，应当指符合吴国强盛、绵延目标的行为。以贤废年的说法明确挑战了嫡长子继承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独孤及强调了君命高于礼。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北宋，国家图书馆藏
独孤及这篇史论有一定影响，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和《唐文粹》都予以选录。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也专门写了一篇《季札论》来反驳它。独孤及的观点，建立在国家的强盛、绵延是最高目标这一基础上。石介的核心论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有没有比某个具体的国家（或政权）强盛、绵延更高的目标？石介的回答是：有。关于季札让国的意义，石介是这么认为的：
在文章的开头，石介同样称赞道：“殣一身以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齐也；墟一国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亲者，季札也。”万代父子之亲是“礼”的具体化，为了维护这一“礼”的价值，甚至值得为之付出国家颠覆、政权灭亡的代价。可见在石介看来，“礼”的价值高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政权。在文章的末尾，石介进一步批评了独孤及的论点：“独孤及作《季札论》云云者，岂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废先君之命非孝，灭其国不仁。独不知奉先君以为孝，孝之末也；全一国以为仁，仁之小矣。与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与其全一国将坠之绪，孰若救万世簒弑之祸。呜呼！季札之意远哉，及岂知之也！”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考虑，包括石介在内的宋代学者强调篡夺的非法性和危险性，表彰反篡夺与辞让的历史人物、事件，是有惩于五代时期篡乱相仍的历史教训，而体现在文化解释上的自觉。然而这样的历史反思，并未使得所有学者都简单地走向绝对忠君的观念。石介说，“奉先君以为孝”是“孝之末”，就是否定了“君命”的最高权威性，与独孤及针锋相对。在否定“君命”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石介否定了“国”之存在的最高意义，所以说“与其全一国将坠之绪，孰若救万世簒弑之祸”。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权威不振，可能是激发独孤及尊君思想的重要背景。如果我们用石介文章中提到的“君命”、“国绪”两个概念来概括他们论点的话，那么独孤及的观点应该是尊君命以延国绪；石介则认为，必要的时候不仅可以废君命，进而可以坠国绪。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中间状态，即在必要的时候废君命而延国绪。关于这一点，石介的文章没有涉及，司马光的“三家为诸侯论”却已有议论。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北宋，国家图书馆藏
司马光年辈略晚于石介。我们无法确定他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论及季札时，是否受了石介的影响，仅从思想的角度解析，司马光的观点的确与石介有共同的立论基础，即某个具体王朝、国家、政权的存在与利益，并不是最高的“义”，当然也不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最高的“义”和标准，是“礼”与秩序。这可以从前引“三家为诸侯论”中：“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两句得到印证。虽然亡国了，但微子和季札的行为仍然是正确的，因为符合“礼”。也就是说，“礼”是比国家（政权）存亡更高的标准。司马光在此没有讨论“君命”问题，因季札是背君命而辞让，所以“君命”在“礼”之下位已被包含在这个论证之中。既然维护君命与具体的国家政权都不是司马光政治观念中的最高目标，那么当萧公权等学者指责司马光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时，司马光拥护的是谁的“专制”？“专制”的主体如何落实？
比石介《季札论》更丰富的是，司马光增设了不轻言“国绪”可弃这一层。即便不否认国家（政权）存亡不是最高标准，若社会秩序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亦非民人之福。《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宣王和孟子之间关于“汤武革命”的对话。齐宣王的问题是：“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是从积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角度而言。但社会秩序并未见得总是处于极端不合理的状态下。故司马光为主动更改“国绪”设置了严格的条件，以维护秩序的稳定性。
司马光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说：“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对这段话应作两层理解：一、司马光并非绝对地反对“革命”；二、正当“革命”需符合严苛的条件。综合起来看，只能说司马光议论的语境和孟子议论的语境有很大的不同，而不能直接认为司马光的观点站在孟子的对立面。严格界定革命正当性边界的言论，体现出司马光两个特点：一、司马光是身处政治实践舞台中心的政治家；二、司马光是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家。
四
最后来谈君主在司马光政治观念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萧公权讥司马光不懂得“民为贵”的古义。案，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中最无法替换的是民，社稷和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被替换。一个不合格的君主可以被废黜、替换，这样的观念在《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的其他作品中，并没有受到挑战。相反，笔者认为，在利用“伊霍故事”这一历史资源来证明昏聩、残暴之君可废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比《汉书》表现得更为彻底。《汉书》在讲述霍光处理昌邑王势力时，有昌邑王属下被杀前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一细节。《资治通鉴》编写这个故事时，却将这一细节删除了。
笔者认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八字，尚能暗示这一事件的本质是霍光与昌邑王的政治斗争。《资治通鉴》删除这一细节后，使得荒淫之君被废这一故事主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纯粹。对于南朝数位荒淫暴虐之君被废，《资治通鉴》同样是抱积极支持的态度。可见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中，君主同样是可以被替换的元素，只要他真的不合格。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来说，“君”是秩序的需要。即便是孟子，也不能在“无君”的框架下设计社会秩序。孟子辟杨墨，说：“杨氏无我，是无君也。”所以在关于“君”的问题上，司马光的观念与孟子有契合之处：一、“君”是政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二、某些具体而不合格的君，是可以被替换的元素。这些思想的同异之处，需要做严格的辨析。我们不能因为司马光写过《疑孟》，就简单地把司马光放在孟子的对立面。
在天人感应学说逐步被淘汰的情况下，宋代中期也普遍出现了皇权去神性化的观念。《资治通鉴》除保留个别有规诫意义的事迹外，基本上秉承“神鬼事皆不书”的原则。所保留的那几个故事，也是重在规诫，不在事迹本身。所以司马光政治观念中君权理论的基础是人性，而非神性。他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礼”是维护秩序的关键。由于秩序的需要，“礼”分出“君”与“臣”。但司马光维护的，既不是“君”，也不是“臣”，而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即由“礼”所规定的秩序。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北宋，国家图书馆藏
这一思想在石介的《季札论》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石介重新讨论了伯夷、叔齐谏武王伐纣的案例。石介说：
石介对传统的夷、齐故事作出了新的诠释，认为夷、齐谏武王，并非是为保全纣，而是为保全“分”。在这里，无论是圣君还是暴君，都不是关键内容，关键是“分”。为了保全“分”，即便是圣君伐暴君，也不值得鼓励，因为它会导致后人以此为例施行篡夺。虽然夷、齐知道武王伐纣应天顺人，势在必行，但他们还是要把自己对“分”被破坏的焦虑表达出来。石介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是对五代君臣篡乱相仍现象的反思，有其具体历史背景。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一观念有超越具体历史背景的抽象意义，在“君主－秩序”这对概念中，石介淡化了君主的重要性，强调了秩序才是本质。夷、齐尊重秩序，而非尊重某位具体的君主（无论是贤君还是暴君），是值得称道、学习的态度。这一观念同样体现在司马光的史评与政论文中。石介提到的“分”，在司马光的“三家为诸侯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礼”的一个重要环节：“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回顾《资治通鉴》中的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以及之后的“三家为诸侯论”，司马光批判的重点完全落在周天子不坚持维护礼与纲纪的失当行为之上，而不是将魏、赵、韩作为批判重点。所谓：“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这些批判，是君主应服从于秩序这一观念的印证。在君主的行为、意志与秩序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司马光选择的是维护秩序。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北宋，国家图书馆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中，最重要的是秩序。秩序需要通过君主、臣民扮演各自的角色共同完成，但并不意味着居于秩序等级顶端的君主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君主的权威只有在符合秩序需求时才具有效性。秩序中君主，是可以被废黜、置换的元素，不可废黜的是秩序本身。有这些认识，恐怕就不能简单地将司马光归之为“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尤其不能认定他是“君主专制”的支持者。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巨变的时代，在民族革命思潮的引导下，学者们惯以西方文明为模板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思想。他们容易犯一个错误：以二十世纪西方取得的最高成就为标准，以二十世纪的后见之明来评判古人。这对古人非常不公平，萧公权对司马光的评判就是一个案例。
不仅在司马光生活的十一世纪，同时代的西方也没有“无君”而又有序的政治设计，即便是在二十世纪，西方先进国家也并没有几个彻底废除君主制。仅仅因司马光不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而将他划定为“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不仔细解读他复杂的思想和立论的语境，是不合理的。
以萧公权这一案例为代表的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笔者认为有驳正的必要性。那个时代的学者，因急切地需要一个新中国，往往失去认真解读古人的耐心，如果现在的中国学者仍然沿着这条路简单、粗暴地处理中国古代思想问题，我们将继续失去解读古人的能力。
摘编丨吴鑫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