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严复译词研究》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1月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版本：中华书局
2010年2月
张灏先生曾将1895-1920年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亦即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他举出其间一系列重大现象，其中有一项就是语言：文体方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文章正统；语汇方面，随着西学的输入，大量新词语在短期内涌现，大幅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围绕这些议题，学界近年已经出版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澄清了许多以往的模糊见解。这其中，有好几位语言史学家的贡献不容忽视。
“词汇化”假说与语言接触说
沈国威指出，词汇化假说是局限于一个“封闭环境”中的观察，“只能处理偶发的个案，对数以千计的二字词不具备解释力”。他对六千余条现代汉语常用二字词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直至20世纪初为止”，现代汉语中很多二字词甚至作为文字列都还无法在“本土文献中发现紧邻、共现的事实”；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以短语方式存在的，“并无所谓词汇化的征兆”，那种“由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二字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大量二字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并迅速定型的。那么，是什么使得汉语在短短十多年中实现了一次跃迁，完成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里一直停滞不前的“词汇化”进程？董书对此并无细致分疏。多数情况下，她先从中古文献中选取初始书证，再跳到20世纪的文献，至于中间的具体演变过程和成词契机，则往往以“后来某个表述在语义上泛化了”一类说法，含糊而过。
历史的连续性与突变性问题
沈国威和董秀芳的争论，对于思考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亦不无启发。比如，近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短语）的思路，就与词汇化假说异曲同工。持这种思路的学者，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为其前近代脉络的自然延展，西来的影响则被相应淡化乃至刻意贬低。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宣称，西来观念只是“促进”了中国前近代思想传统的“蜕化”，起到的不过是加速器的作用。王国斌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Rosenthal）虽然强调，历史乃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结果，但也声言，由于接触西方之前的中国人亦曾有过“发展正式制度”的尝试，因此“从外国引进的正式制度只是加速了那些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
他们没有回答的是，为何只有在与西方接触之后，中国那些原本只在小范围和零星出现的“尝试”才凌空一跃，变得更为普遍和重要？“蜕变”前后的观念是否有所变化，如果有的话，仅是量的差异，还是质的不同？所谓“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既然无从证实，自然不具多少说服力。事实上，用沈国威讨论的例子来说，即使语言自身真的具备了“变化的潜能”，如果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也不能保证其必然实现。
这里存在一个很简单但也往往被忽视的区分：“偶发的个案”和“数以千计”的普遍性案例，论证效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曾充分考虑相关条件的变化，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前者当作后者的发轫或萌芽。空间和时间永远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历史”一词尽管看来更强调时间的绵延，但故事所在的环境绝非可以随意撤换的布景，而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环境一变，故事就随之改变。将一个“主题”从不断变动的语境中抽离，放入线性时间的脉络中，虽使线索更加清晰，却也不可避免带来扭曲史实的危险。
沈国威的著作大致廓清了在词汇层面日语影响汉语的实际状况，提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决定语言格局变化的，并非语言的内部状况，而是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内因”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沈著有一节专论近代译名创制过程中的方法之争。这两种方法，一是造字，一是组词，目的都是为了表述新鲜事物。许多传教士希望通过制造新汉字或启用已废弃的旧汉字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概念，一些本土士人如章太炎、梁启超、黄遵宪等也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但是除了傅兰雅新造的化学元素名称，其他的类似努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落空，而采用常用汉字组成复合词的做法则顺风顺水，广为接受。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行动策略角度理解这一事例，而应充分意识到，任何变革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到内部力量的调节和制约。同时，一种活的传统也有能力采取简洁方式，既实现改革目标，又避免更多代价。事实上，现代汉语二字词的表现足以证明，尽管面对一个不断刷新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汉字仍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确认了中国文化传统实现转换的潜能。
现代汉语变革的文化意义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形式变化，纯属画蛇添足，实际上却自有其原由。沈国威强调，现代汉语的发展，首先需要满足的是“科学叙事”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课堂讲述，使普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让人听懂。在清季民初的社会转型中，这个需求比“文学革命”来得迫切；而“仅有名词，没有谓词”，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当学术用语和二次谓词全部具备，“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才算真正完成。沈氏这里提出的课堂演述的需要，确是现代汉语变革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因素。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新概念的出现，也需要我们有新的感觉方式、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来与之配合。只有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才成为可能。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关键词”和“新概念”之外，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现代汉语谓词，乃至语式和修辞变革的考察中，以进一步探索它们和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情感世界的微妙关联。
□王东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