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就开始使用方孔圆钱进行交易，中亚出土粟特仿唐钱币甚多，反映了中原汉文化对中亚及丝路沿线诸族的深刻影响。粟特造仿唐钱币分为两型，第一型是带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第二型是没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中亚出土的粟特仿唐样式钱币，并非只是对货币样式的仿制，更深层次的是对唐朝货币制度的模仿，展现了一个自唐朝，经七河地区，至粟特本土的统一货币体系，唐代的粟特商人用方孔圆钱所代表的统一货币体系，运转粟特国际商业网络。唐与粟特在货币形态等方面的交流中，粟特对唐朝开元通宝等铜钱的认识，远远多于唐朝对粟特防唐样式铜钱的了解。
7世纪至8世纪中叶前后，粟特地区出现了仿唐钱币。这种币以唐武德四年（621）开铸的“开元通宝”钱为原型，采用了中国式圆形方孔样式，铸造，铜质，初期面文甚至有汉字“开元通宝”或“元”字。此类仿唐钱币的铸行是粟特地区受唐文化影响的实证，是研究唐朝边疆史、唐与粟特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宝贵材料，迄需深入研究。
一、唐以前粟特对中国式圆形方孔样式铜钱的接触
粟特与中国的货币交流，早在汉代就已开始，前39年的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其文言：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Ⅱ90DXT0216②:877-880）[1]
其中“苏薤”一词，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粟特的对音。[2]西汉时期，康居、粟特与汉的贸易以康居、粟特官方进贡和汉朝廷赏赐的形式进行，由《康居王使者册》可见，骆驼成为康居、粟特、西汉共同认可的可从汉朝换取赏赐的进贡品并多次进贡，且均认为骆驼可根据肤色、肥瘦区分不同的价值，白色骆驼的价值高于黄色骆驼。因康居庇护的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使谷吉，多次困辱西汉派去的使者后，作为报复酒泉太守在康居、粟特使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对所进贡骆驼进行估价，并做出了不利于康居、粟特的估价，由此，康居、粟特向汉朝申诉。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粟特地区的钱币打制明显有一个时间段的空白。[3]在粟特地区制币的空白阶段中，康居、粟特、西汉选用耐于在沙漠、戈壁行走的大牲畜骆驼，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除此之外，悬泉汉简中，还有疏勒、莎车、姑墨、危须、乌孙、大宛在贡赐贸易中向西汉献骆驼的记载；[4]鄯善国佉卢文贸易文书可见，在3—4世纪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在买卖土地、人口等大宗商品时，骆驼也经常充当货币的职能，其中一些文书特别强调充作货币的骆驼年岁、性别、是否野生，乃至折合货币的价值，[5]可见至少在4世纪之前，骆驼是受到西域各国广泛认可的具有货币职能的牲畜。汉代前往敦煌进行进贡贸易的粟特人，使用骆驼作为与汉朝交易的实物货币。
南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在交易中使用中国式圆形方孔样式钱币。安迪尔遗址出土署有于阗王纪年的简牍，其文言，
兹于于阗大王、王中之王HinazaDevaVijitaSiṃha在位之3年10月18日，有城市男人一名，名Khvarnarse。据彼称：有一峰骆驼系属余所有。该骆驼身上有一个清楚烙印，如vaśo。现余正将该骆驼以8000māṣa之价格卖给suliǵfa人VaǵitiVadhaǵa。为该骆驼，VaǵitiVadhaǵa已将全部价款付清，Khvarnarse亦已收到该款。该事业已决定。自今以后，该骆驼即成为VaǵitiVadhaǵa之财产，彼可以为所欲为。今后，无论何人对此骆驼发生怨言，进行告发或有争执，彼将受国家法律规定之处罚。
此文件系由余，Bahudhiva根据Khvarnarse之请求所写。
证明人Nanivadhaǵȧ、śaśivakȧ、spaniyakȧ。[6]
关于此简牍的时代，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期这一时间段内。目前仅发现这一件明署于阗王纪年的简牍，庶几可定应来自于阗，抑或为从事跨国贸易的商旅携带而至，途经鄯善国莎阇地区时遗留于当地。刘文锁指出文书中的suliǵfa人VaǵitiVadhaǵa即为粟特人，有可能为商人，而该契约为粟特商人自于阗购得骆驼以驮运货物前往东方贸易，终于安迪尔一带可能设立的关卡处遗留。[7]于阗人用8000māṣa的价格将一匹骆驼卖给粟特人VaǵitiVadhaǵa。关于māṣa，第一种观点认为其是银币单位，[8]第二种观点认为于阗汉佉二体钱上的铭文也出现过māṣa，表明这两种货币相同或可相互兑换，[9]于阗汉佉二体钱是铜币，第三种观点从、、三封文书上展示的māṣa的价值，认为其是铜质方孔圆钱。[10]参考学者对3—8世纪新疆地区民间骆驼售价的汇总，不同时期，不同交易媒介，一匹骆驼的价格分别为10张毯、14匹练、16000文铜钱，[11]以及居延汉简中，汉代马匹价格分别为4000、5300、5500钱，胡马价格可达7000钱，骆驼的价格理应更高一些[12]来综合判断。一匹骆驼值8000枚铜币，要比价值8000枚银币更合理。且目前的考古发现，在和田地区，发现有于阗汉佉二体钱和汉代五铢钱，而没有这一时期的银币。于阗汉佉二体钱使用佉卢文和汉文，流行时间在东汉早中期，[13]使用参杂有婆罗米文字母的佉卢文，时代在公元4世纪初左右。学界普遍认为的时代要晚于于阗汉佉二体钱流行的时代，故以第三种观点为是，中的māṣa更可能是这一时期流行于当地的中国式铜钱。此外，前文已经提及，从鄯善国佉卢文贸易文书可见3—4世纪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在买卖土地、人口等大宗商品时，骆驼也经常充当货币的职能。故中长途旅行的粟特人在于阗用中国式铜钱购买骆驼的行为，也可视作粟特人在于阗，将当地获得的不便于长途运输的铜钱替换为可在沙漠中行进的实物货币骆驼，骆驼在此处充当了粟特人在于阗至鄯善乃至更远范围长距离贸易的实物货币。
楼兰汉文简牍—沙木886言，
1建兴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下残]
2一万石，钱二百。[14]
此简牍文字信息过少，对于200钱的用途，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粟特胡人向前凉的楼兰官府入库10000石粮食和200钱。[15]今按，此处汉文的“钱”，无疑是当时流行于前凉张轨时期的五铢钱，此简牍记载330年粟特人在楼兰使用铜质方孔圆钱，可以和记载粟特人在于阗使用铜质方孔圆钱的简牍相印证。可见，4世纪时，在于阗和楼兰的粟特人与当地人交易时，使用流行于当地的中国式铜钱；在进行长距离贸易时，粟特人将中国式铜钱兑换为具有实物货币属性的骆驼。
南北朝后期至唐朝早期的麹氏高昌，居住有大量的粟特人，几乎高昌市场上的所有国际贸易都是由粟特人进行的，并在进行交易时要上缴名为“称价钱”的税收，可能高昌王室的财政管理就是通过商业委托给特定的粟特近侍之臣。[16]隋至唐早期的麹氏高昌铸行有“高昌吉利”钱，虽说现出土的“高昌吉利”数量很少且均没有流通使用痕迹，可能只是一种纪念币。[17]但这表明了，隋至唐早期在麹氏高昌任商业方面的粟特人，一定程度上了解乃至参与到中国式圆形方孔样式铜钱的铸行之中。
二、中亚出土粟特仿唐钱币的类型划分
从类型学上，可将粟特造仿唐钱币分为两型，第一型是带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第二型是没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
第一型钱币可分为三式。第一型第一式为汉文“开元通宝”完整的钱币，有三种。第一种粟特康国铸行，面文为汉字“开元通宝”，钱背穿左一个中间没有圆圈的Y型徽记，穿右半斜体粟特文βγy，[18]有学者指出，其意“神”“主”，指粟特人的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Ormuzda)，也指粟特人的统治者、突厥可汗或中国皇帝。[19]第二种粟特安国铸行，此类钱币正面铸汉字“开元通宝”，背面有素背，和徽记分别铸于方穿上、下、左、右四类，此外还发现有“合背钱”，钱穿多为圆孔，也有方穿，较为特殊，也有观点认为此类“合背钱”应为七河地区仿唐钱币。第三种是北吐火罗以东、帕米尔以西的上吐火罗地区（UpperTokharistan）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也发现有仿唐开元通宝铸币。巴达赫尚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此类仿唐钱币正面汉字“开元通宝”，背面有阿拉伯文，内容包含“打制于巴达赫尚”和清真言。
第一型第二式为汉文“开元通宝”仅残留有部分铭文的钱币，有两种。第一种是戊地国铸行，“汉文—阿拉美文—粟特文”三语币。钱币正面的阿拉美语钱铭被认为与布哈拉Aspar王小铜币背面铭文的前三个字母非常相似，斯米尔诺娃将其释读为γwβ’hwδ’δ，[20]里夫施茨释为γwβ’sb’r，意“Aspar王”，是目前普遍较为认可的释法，故法国学者蒂埃里（FrançoisThierry）认为此阿拉美语钱铭应释为γwβ（ghub），意“王”（Prince）。[21]粟特语钱铭蒂埃里认为应释为pny，意“钱”，常见于突骑施可汗钱上。[22]穿上一枚布哈拉徽记，穿下汉字“元”。钱币背面则对应有素背、仅穿上铸十字架和穿上、下皆铸十字架三类。也有观点认为“十字架”是一类徽记，亦有说法认为“十字架”很容易被联想到汉字“十”。第二种是突骑施Alp-taga王钱。[23]钱币正面的粟特文ʼlptʼγxwtʼwypny（Alp-taga王钱），钱币背面方穿同上部的弓形符巧妙连接在一起形成徽记，表示一个突厥鲁尼文字母（ät），意为“马”，方穿左边铸一突厥鲁尼文（r2），右边铸一汉字“元”。
第一型第三式为铭文变为其他汉字的钱币，有一种。日月金光钱。日月光金钱由回鹘打制，因其所代表的摩尼教与粟特人将摩尼教信仰传入回鹘密切相关，故列于此。日月光金钱数量较少，一面铸汉字“日、月、光、金”，另一面铸文长期以来难以辨别是何种文字，杨富学释为回鹘文变体kün（日）、ay（月）、yaruq（光）、altun（金），[24]努尔兰·肯加哈买提释为草体突厥鲁尼文ɣur（太阳）、šükür（金星）、jaruq（光明）、maɣ（月）、jama或jarma=jarmaq（铜钱），[25]白玉冬指出胡文铭文为半楷书体回鹘语回鹘文，将日月光金钱进行分类，每种铭文内容各不相同，其一铭文译为“愿菩萨珍宝莲花国的摩尼万岁”；其二铭文译为“愿菩萨珍宝莲花国的摩尼保持万岁”；其三铭文译为“菩萨珍宝莲花国的摩尼将要万岁”；其四铭文译为“菩萨耶稣莲花国的摩尼不要离开”；其五铭文译为“愿菩萨生命力莲花国的摩尼保持万岁”。[26]
第二型钱币可分为三式。第二型第一式为仅有粟特文铭文的钱币，其种类较多，如粟特康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上半叶铸造的一系列圆形方孔铜币，正面为粟特文书写的王名和头衔MLK’，背面各式徽记。[27]粟特安国“Zatak/Natak王”钱、[28]“Ramchitak王”钱。[29]粟特米国的“米国城主Amogyan/Chamukyan”钱、“米国城主Pēčut”钱、“米国城主Bilgä”钱、“米国娜娜女神”钱。我们认为属于粟特西曹国的NanaiabiatSamidanian钱。粟特史国Ahurpat钱。石国“İnchuEr-Tegin王”钱、“圣可汗”钱。拔汗那无名可汗钱。“呾蜜”国方孔圆钱。突骑施领主Waxšutāw之钱、圣天阿尔斯兰毗伽可汗钱、txwsšxwβw钱。回纥药罗葛钱。
第二型第二式为粟特文、突厥鲁尼文二体铭文的钱币。其中包含拔汗那“AlpuKaghanTutuk”钱，钱币正面穿右铸突厥鲁尼文äş作为徽记，余处环粟特文’lpw(?)γ’γ’ntwtwγ，[30]意“英雄可汗吐屯（AlpuKaghanTutuk）”。突骑施“圣天突骑施可汗钱”，钱币正面铸粟特文βγytwrkyšγ’γ’npny。[31]背面有一种铸突厥鲁尼文，穿左下铸突厥鲁尼文，穿右下粟特文依阅读方向的不同可读为prn或nkw，“prn”意“吉祥、吉利”，“nkw”则被认为很可能是汉语“开元（ʼnkwyn）”的讹写；另有一种背面铸突厥鲁尼文，方穿左侧铸突厥鲁尼文，只是右侧的粟特文变为mnγ或m’γ，但似乎最后一个字母的长尾巴表示“-x”，如若此，则为“m’x”，即粟特语“月亮”；[32]再有一种背面仅铸突厥鲁尼文。葛逻禄钱，一面粟特文βγyxʼrlwγxʼγʼnpny，意“圣天葛逻禄可汗钱”，另一面粟特文kwpʼk(?)xwtʼw，意“Köbäk（？）领主”，[33]穿右铸突厥鲁尼文
和。
第二型第三式为无汉文、无粟特文铭文的钱币。只有早期喀喇汗钱一种，钱币正面穿孔四周铸四枚库法体阿拉伯文，顺时针阅读，穿上مالك（Malik），穿右ارام（Aram），穿下ىىنال（Yinal），穿左قرج（Qaraj），前三字释读无异议，最后一字还有Cig(?)、Chig(?)的释法，但以“Qaraj”释法得较多认可；素背。国内学者吴中华和汪海林对币文进行了进一步释读，认为Malik源出东伊朗语，意“王”；Aram源出阿文，意“伟大”；Yinal可对应汉文史籍中的“移涅”或“泥涅”等词；Cig(?)其一可能为“黠戛斯”，其二读作Chig(?)就有可能为“Chigil”，可堪同“炽俟”，即葛逻禄“三姓叶护”之一。但这种仅通过对音而进行的解读难免有些牵强。
三、各类型钱币反映的中国文化元素
从上文类型学划分可见，粟特康国、安国，巴达赫尚发行过第一型第一式带有完整“开元通宝”铭文的钱币。传统上，学者认为康国、安国“开元通宝”四字完备的钱币，时代早于其铸行的粟特文仿唐开元通宝钱币，由此，将康国、安国“开元通宝”的铸行时代划定为公元7世纪上中叶。但随着对传世文献和康国粟特文仿唐开元通宝钱币的深入研究，康国伊赫希德王朝的君主谱系日渐清晰，其中时代最早的康国粟特文仿唐开元通宝钱币属于乌佐格王，其在位时间为634年至639年。开元通宝的始铸时间是621年，当时粟特还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下，不可能直接仿造开元通宝。直到630年以后，康国才摆脱西突厥的控制，有仿制开元通宝的条件。[35]但这样就将康国“开元通宝”打制时间压缩在数年之内，并不妥当。纵览唐初至安史之乱这一百余年间唐对西域的控制力度来看，唐对粟特诸国的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吐蕃、突骑施、阿拉伯等兴起时有明显反复。将康国、安国“开元通宝”的铸行时代视为唐对康国、安国影响深入的时代，要优于将其铸行时代划定为公元7世纪上中叶。而巴达赫尚打制的汉—阿拉伯双文“开元通宝”铜钱，再考虑到这一地区流行阿拉伯文的时代，也说明了当时中亚打制全“开元通宝”铭文钱币的时代，不仅局限于公元7世纪上中叶。
第二型第二式为粟特文、突厥鲁尼文二体铭文的钱币。有观点认为七河地区游牧民族所铸仿唐钱币实为其治下的粟特人所铸。从吐鲁番文书可见，粟特人参与到突骑施与唐朝的商贸交易中，《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载：
（前缺）
1□钱弍拾贯肆伯文
2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匹直
3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4干领。
5译语人何德力[36]
“译语人”即翻译，何氏显然系粟特何国人。可见在突骑施首领与唐朝的市马交易中，汉人与突骑施人见不通语言，需要粟特人居间进行翻译。买马花费了“钱弍拾贯肆伯文”，其中的货币单位包含“文”和“贯”，均是唐朝方孔圆钱通用的货币单位，由此文书反映了，汉人、突骑施人、粟特人均认可唐朝方孔圆钱及其货币单位“文”和“贯”。其中的“文”在粟特本土见于公元8世纪初的片治肯特穆格山文书Б27，这是一件逐日登录的帐历，一面是粟特文，另一面是汉文，汉文面记载为：
1……上（月）……；二十七文——
2……上（月）九日；四十文——上月十日；
3三十文——上（月）十一日；四十二文——上（月）十二日，二十又？又二文
4——上（月）十三日；一百文——上月十四日；三十又？文——上（月）十五日，
5……五十文——上（月）十六日；二十又？文——
6上（月）十七日；四十二文——上（月）（十八日）；六十九（？）文——上（月）（十九日）[37]
粟特文记载面为，
七（日）——二十六文（pny），八（日）——……文（pny），九（日）——四十文（pny），十（日）——三十文（pny），十一（日）——二十二文（pny），十二（日）——四十二文（pny），十三（日）——一百文（pny），十四（日）——三十文（pny），十五（日）——一百五十文（pny），十六（日）——……文（pny），十七（日）——四十二文（pny），十八（日）——六十五文（pny），十九（日）……文（pny）[38]
从中文和粟特文内容来看，两者内容大体一致，可能由于残缺和释读的问题，对于一些具体的金额，现代学者在录入时并不完全一致。此文书中粟特文pny一词，还出现在粟特仿唐开元通宝样式铜币及下文要提及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的时代约为8世纪末的粟特文文书中，均指代方孔圆钱铜币的货币单位。结合粟特本土出土的大量粟特仿唐开元通宝样式铜币来看，Б27文书中的汉文“文”，粟特文pny，指代的是流行于粟特地区的仿唐开元通宝样式铜币。
而粟特文中“文”与“贯”的共同使用，则见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的时代约为8世纪末的粟特文文书，这一时期于阗的粟特人使用大量的铜钱。
文书1，
[收到]Vamutat：肆佰[文]。收到Nurtut：贰佰文。收到Sart：贰佰文。收到氈匠：壹佰叁拾文。
文书3，
[……有钱]壹拾阡文。入钱肆阡柒佰[文]。长老Itkhu（？）有钱贰阡贰佰文。Voghdhat有钱贰拾肆阡文。叶护Atarich有钱伍阡柒佰文。
文书4正面，
……[我卖緤布]陆[匹……]佰[文]
自廿七日起，
又卖緤布陆匹，（得）钱伍佰文。又卖[緤布]叁[匹]，得钱卖緤布贰匹，[得钱卖]緤布贰匹，（得）钱肆佰文。又卖
自廿九日起，緤布（？）……
卖（？）伍匹，（得）钱贰贯文。[又卖]緤布叁匹，（得）钱壹阡肆佰文。卖[緤布……]（得）钱壹阡叁佰文。又卖緤布叁匹……
文书4背面，
（我）又卖緤布壹拾匹，（得）钱叁佰陆拾伍（？）[文。又]卖緤布壹拾玖匹，（得）钱肆佰贰拾文……緤布（？）叁匹，卖（？）……与[……换得（？）緤布肆匹，（得）钱壹阡[文……]
（我）得[……]为萨波Śijäkä（？）[……及]自[……]处又得钱肆佰文。
（我）卖与（？）PakNop[……]……是……ChoVarpa。（我）得（？）……壹拾贯肆[佰文……]。又红宝石肆枚，（我）卖掉（？），得钱肆佰（？）文（？）
文书4背面倒转180度，
[……以]上帝之名。在此有钱一千贯文，[}你们收下那些钱！这样他就可以花掉（它）去做善事。[39]
从以上四份粟特文文书可见，公元8世纪末在于阗的粟特人使用大量的铜钱进行交易，铜钱得计价单位包含文（pny）和贯（ptkw），其中ptkw一词，本意为“罐”，此处借代表示“贯”。[40]这批粟特文文书除此四封经济文书外，文书5是一封书信，书信谈及了当时粟特的国际商业网络，并谈到粟特商人或商品出现的地点，包含粟特、突厥之地、吐蕃之地、长安、回鹘、拨换（今阿克苏）。[41]可见撰写这批文书的粟特人，属于粟特国际商业网络上的节点，同其他区域的粟特人有密切的商贸交流与联系，故这批文书使用的粟特使用货币单位，并非于阗一地，而是在包含粟特、突厥之地、吐蕃之地、长安、回鹘等粟特国际商贸范围内有一定认可的货币单位。
由此可见，中亚出土的粟特仿唐样式钱币，并非只是对货币样式的仿制，更深层次的是对唐朝货币制度的模仿，展现了一个自唐朝，经七河地区，至粟特本土的统一货币体系，唐代的粟特商人用方孔圆钱所代表的统一货币体系，运转粟特国际商业网络。
四、唐朝对粟特方孔圆钱的认识
得壹元宝钱、顺天元宝钱，安史之乱时叛军史思明所铸。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认识到安史之乱与入华粟特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安禄山又名轧荦山，而禄山和轧荦山，均为粟特语rwхšn的音译，即光明、光亮之意。进而有学者认为，史思明初名窣于，天宝年间敦煌的粟特人有名为安思明、罗思明，故思明和窣于也可能系粟特人名šаw音译而来，即黑色之意。[42]而史思明所称“昭武皇帝”，其“昭武”二字，有观点认为即粟特昭武九姓之“昭武”，代表其为“粟特皇帝”。据《安禄山事迹》所述，安禄山利用祆教来笼络胡商，[43]其文言，“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44]《新唐书·逆臣上》言，史思明“乾元二年（759）正月朔，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铸顺天得壹钱。”[45]《新唐书·食货志》言，“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46]由此可见，粟特背景的史思明，其最初铸行的汉文钱文，与汉文化相悖，以至于很快更改铸行“顺天元宝”。
对于粟特本土仿唐样式方孔圆钱的钱币铸行，唐人的认识极为浅薄，现只有宋代洪遵所著《泉志》载封思业所获西域钱币可见唐朝人对粟特及粟特影响下七河流域钱币的认识，如碎叶国钱条，其文言：
右碎叶国钱。徐氏曰：“宾铁作之，形如两镮相连，枚各围寸九分。圣历中，御史封思业使西域，监斩叛突厥阿悉结薄露。大足中，还洛阳，得西域诸国钱，此与何国以下六品并是也。[47]
今按，封思业生平不详，但其在武周久视元年（700），与左金吾将军田扬名率军赴碎叶平定阿悉结薄露叛乱一事，见于《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载：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元代胡三省注曰：“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阿悉结也；薄露，其名。”[48]《册府元龟》记载：
九月，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左台殿中侍御史封思业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初，薄露将叛也。令扬名率兵讨之，军至碎叶城，薄露夜伏兵于城旁，掠官驼马而去。思业率轻骑追击之，翻为所败。俄而扬名与阿史那斛瑟罗、忠节率众大至，薄露据城拒守，扬名拔之。积十余日，薄露诈请降，思业诱而斩焉，遂虏其部落。[49]
与汉文文献相对应，敦煌藏文文书《大事纪年》中，有鼠年（700）吐蕃扶持突厥贵族返回“突厥地”的记载，其古藏文转写及汉译为，::/（Ton-ya-bgo可汗被派往Dru-gu-yul）。[50]Dru-gu-yul意为“突厥地”，相当于今日的中亚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Ton-ya-bgo可汗有学者翻译为东叶护可汗并比定为叛唐后逃亡吐蕃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俀子，而拔汗那也与此事件相关，《旧唐书·郭元振传》引述景龙二年（708）郭元振上书言：
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臣在疏勒具访，不闻得一甲入军，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南勾吐蕃，即将俀子重扰四镇。[51]
郭虔瓘墓志铭所言“破拔汗那十六城”即指此事；[52]今按，关于久视元年（700）田扬名平定阿悉吉薄露和拔汗那勾结吐蕃派阿史那俀子扰乱四镇两事，有三个节点可以将其相联系。一是《册府元龟》言“吐蕃阿悉吉薄露”，有观点认为“吐蕃”乃“突厥”之讹，[53]但如果认为阿悉吉薄露系吐蕃扶持的西突厥首领，那自然不存在讹误。二是人物，《册府元龟》记载久视元年平定阿悉吉薄露和《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同年激起拔汗那反叛时，都提到了忠节，即武周支持的西突厥将领阿史那忠节，三是地点，《册府元龟》言吐蕃阿悉吉薄露侵扰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旧唐书·郭元振传》言吐蕃将西突厥首领阿史那俀子侵扰四镇。[54]故两者大概率有联系。可以概括到，久视元年吐蕃支持阿悉吉薄露、拔汗那侵扰武周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武周派遣田扬名、封思业、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忠节率军平定碎叶，派遣郭虔瓘平定拔汗那。是知，此应为《泉志》所载封思业获西域各钱币的历史背景。
又如《泉志》引徐氏及郭素按语，谓：
右吐蕃国钱。郭素曰：“此钱径寸，重五铢，肉好精巧不减中国，以铜为之，皆胡字，不可识，背文如开元钱，有甲文，询于众人，谓之胡钱。”徐氏曰：“按，屋驮与此相类，但校三分之小耳。”张台曰：“按，言胡钱者，非了绝，大抵西北诸国通曰胡，近有吐蕃使来，即将此钱，云是吐蕃钱，即非止屋驮与胡也。”[55]
今按，截至目前，还未发现唐代吐蕃铸币，唐代吐蕃的大宗交易以按质量计价的黄金白银进行，一般贸易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56]敦煌吐蕃文书中虽有《十二铜钱卜法》之类用铜钱占卜之文献，但这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以汉文本《十二铜钱卜法》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的，表现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蕃文化间的交融，[57]其时代晚于封思业所获吐蕃钱至少77年，故两者并不相干。
封思业所获吐蕃钱，郭素、徐氏、张台均有所考证，郭素、徐氏的生平并不清晰，但学者对张台生平及其所撰《钱录》有所考证，指出张台《钱录》成书于唐僖宗咸通年间（860—874），[58]而张台评价了郭素对吐蕃钱的考证，故郭素的时代也不迟于唐僖宗咸通年间。
郭素对此钱的描述有两大特征，有助于明确此钱具体何指。一是此钱采用“胡字”，被称为“胡钱”，关于唐代哪些人群被称为“胡”，学界已有很深入的认识。在唐代汉人视角中，绝大多数的胡指代粟特。[59]故此钱的“胡字”，大概率也是粟特文。二是“背文如开元钱，有甲文”，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成书的《唐会要》引唐玄宗时郑虔《会萃》云，“（欧阳）洵初进蜡样，自文德皇后搯一甲跡。故钱上有搯文。”[60]已有学者指出长孙氏指甲掐出开元通宝钱上的月痕为杜撰，开元通宝上“甲痕”产生的原因是翻砂范铸币母钱脱离砂范时掉落在印好的钱型上，此后此钱型铸造出来的钱币，即带有“甲痕”。[61]但可以说明，在唐玄宗时期，就已将开元通宝上的这种痕迹称为“甲跡”“搯文”，即“甲文”（图1）。从工艺校对来看，如果母钱脱离砂范时印记更大，就会产生背面移范样式的钱币（图2）。
图1开元通宝背“甲文”（引自东方钱币数据库，编号169724）
图2开元通宝背移范钱（引自东方钱币数据库，编号169705）
将铸行于8世纪初、粟特文的方孔圆钱、背面有类似于开元通宝样式的“甲文”三个要素综合起来，检索这一时期的钱币，有且只有突骑施钱符合此标准。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对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掠夺中，发现了突骑施钱，其正面文字，相继有回鹘文、粟特文之说，最终以斯米尔诺娃释读为粟特文βγуtwrkyšγ’γ’npny（天突骑施可汗钱）最为恰当。其背面有一弧形符号，早期被认为是“弓形”符号，斯米尔诺娃认为其中间的一小笔联结方穿内郭，共同构成了突厥如尼文ät，意为“马”，系突骑施的标识。[62]可见，郭素所见“吐蕃”方孔圆钱上的胡字，即突骑施钱币上粟特文βγуtwrkyšγ’γ’npny，所见钱背面似开元钱的甲文，即突骑施钱币背面突骑施标识的一部分（图3、图4）。
图3突骑施钱，直径25.5毫米，重7.4克（引自东方钱币数据库，编号29469）
图4突骑施钱，直径24.5毫米，重3.3克（引自东方钱币数据库，编号48339）
为何突骑施钱币会被封思业等人认为是吐蕃钱币。这从长寿元年（692）至长安三年（703）间，武周、吐蕃、突骑施对西域的争夺中可以得到解答。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文献可见，长寿元年（692）“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66]“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7]延载元年（694），“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68]“圣历中，突骑施首领嗢禄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予瑶池都督”；[69]圣历二年（699）“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子遮弩入朝，遣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70]同年十二月，“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71]翌年九月，阿悉吉薄露叛据碎叶城，田扬名、阿史那斛瑟罗等将其平定；长安三年（703）七月，“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72]
其中，延载元年（694）武周与吐蕃在碎叶战争中的“突厥施质汗”，有观点认为“突厥施”即“突骑施（Türgiś）”，[73]将这些情况进行综合，可以看到，长寿元年（692）武周在龟兹、碎叶等地恢复设置安西都护府，延载元年，武周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击败吐蕃、阿悉吉、突骑施等的联军，圣历元年（698）或稍后的时间，突骑施占领了碎叶，因突骑施拥兵十四万，而安西都护府只有三万汉兵，故武周不得不认可突骑施对碎叶城的统治，圣历二年（699）八月，突骑施乌质勒遣子遮弩入侍武周作为人质，四个月后的十二月，人质在手的武周要求突骑施乌质勒将碎叶城交给武周扶持的阿史那斛瑟罗，又过了十个月的久视元年（700）九月，阿悉吉部再次联系吐蕃在碎叶发动叛乱。而此时的突骑施乌质勒，因为其子在武周为质，只能暗中支持吐蕃、阿悉吉，而武周也因安西都护府汉兵兵力相较突骑施兵力处于严重劣势，不能挑明与突骑施为敌，故田扬名、封思业在击败阿悉吉后，获得了实为突骑施钱的“吐蕃钱”，及至长安三年（703），突骑施乌质勒终于击败阿史那斛瑟罗，再次占据碎叶城。
传统观点以突骑施钱币上明确有“突骑施可汗（twrkyšγ’γ’n）”之语，再结合唐朝最早在景龙二年（708）册封突骑施娑葛为“十四姓可汗”，来比定突骑施钱币铸行的上限。[74]今按，一则汉文史书记载唐册封突骑施君主为可汗，只代表了唐王朝认可其为可汗的时间，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突骑施自称为可汗的时间，[75]质言之，突骑施自称可汗有可能早于唐王朝认可其为可汗；二则前文已证明封思业久视元年（700）所获“吐蕃钱”实际为突骑施钱，突骑施钱上有βγуtwrkyšγ’γ’n（天突骑施可汗）之语。由此，可以推论出，久视元年（700）时，突骑施乌质勒就已自称为βγуtwrkyšγ’γ’n（天突骑施可汗），并铸行突骑施钱。
再如《泉志》引徐氏及郭素的按语，言：
右屋驮国钱。徐氏曰：“径七分，薄厚肉好不异中夏。”郭素曰：“字若梵书，不可复识。”[76]
除《泉志》外，《唐六典·尚书礼部》的也出现过屋驮国，其正文及自注言：
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拂菻国，谢䫻㪍时山屋驮国，狮子国……等七十国，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77]
今按，《唐六典》系唐开元十年至二十七年（722—739），陆坚、李林甫奉唐玄宗之名编修的。故其所言“今所在者”的时间，也当为722—739年间，《唐六典》点校者未对“谢䫻㪍时山屋驮国”一句进行标点，从前文谈及的谢䫻国和《泉志》引徐氏及郭素按语言的“屋驮国”可见，此句当断为“谢䫻，㪍时山，屋驮国”。从《泉志》引徐氏及郭素言屋驮国钱与吐蕃钱（突骑施钱）相似，且尺寸只有突骑施钱的70%，且文字类似于番书（婆罗米文）来看，其地理位置在七河流域及其以南，吐火罗以北流行仿开元通宝样式方孔圆钱区域。其政权至少存在于700—739年间，且向唐朝朝贡。但因其钱币特征较少，还不能很好的对应哪一种仿开元通宝样式方孔圆钱。
久视元年（700），在西域的唐朝官员已经接触到粟特仿唐样式钱币，认识到屋驮国方孔圆钱，但无论时在西域的汉人，还是中原的汉人，对这些钱币的认识并不清晰，更不认识这些钱币上的粟特文，以至于将突骑施钱币误认为是吐蕃钱币。可见唐与粟特在货币形态等方面的交流中，粟特对唐朝开元通宝等铜钱的认识，远远多于唐朝对粟特防唐样式铜钱的了解。
五、结论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就开始使用方孔圆钱进行交易。粟特造仿唐钱币分为两型，第一型是带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第二型是没有汉文文字的粟特造仿唐钱币。中亚出土的粟特仿唐样式钱币，并非只是对货币样式的仿制，更深层次的是对唐朝货币制度的模仿，展现了一个自唐朝，经七河地区，至粟特本土的统一货币体系，唐代的粟特商人用方孔圆钱所代表的统一货币体系，运转粟特国际商业网络。唐与粟特在货币形态等方面的交流中，粟特对唐朝开元通宝等铜钱的认识，远远多于唐朝对粟特防唐样式铜钱的了解。
注释：
[1]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3]LaurenMorris,“MerchantsandNomads:Politic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inSogdianaandtheMiddleSyrDaryaundertheKangjuConfederacy”,(ed.),HandbookofAncientAfro-EurasianEconomies,Volume3:Frontier-ZoneProcessesandTransimperialExchange,DeGruyter,2023,
[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109页。
[5]乜小红、陈国灿：《对丝绸之路上佉卢文买卖契约的探讨》，《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第64—78页；张婧：《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所载鄯善国交换媒介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10—111页。
[7]刘文锁：《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135页。
[8]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92—93页。
[9]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3页。
[10]HelenWang,MoneyontheSilkRoad,,withaCatalogueofthecoinsCollectedbySirAurelStein,London:TheBritishMuseumPress,2004,
[11]杨洁：《公元3—8世纪中亚贸易问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31页。
[12]马智全：《汉朝与西域的贡赐贸易》，《敦煌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0页。
[13]袁炜：《从汉佉二体钱上佉卢文铭文看于阗国与东汉、贵霜的关系》，《中国钱币》2016年第4期，第3—6页；罗帅：《汉佉二体钱新论》，《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第501—520页。
[14]侯灿、杨代新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15]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第41—42页。
[17]王素：《关于“高昌吉利”钱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22页；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5—68页。
[18]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101,
[19]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36.
[20]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31.
[21]Franç,BulletindelaSociétéFrançaisedeNumismatique,,1997,
[22]Franç,BulletindelaSociétéFrançaisedeNumismatique,,1997,
[23]
[24]杨富学：《回鹘“日月金光”钱考释》，《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59—61页。
[25]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中国钱币》2007第1期，第41—46页。
[27]齐小艳：《撒马尔罕仿造中国币与伊赫希德王朝世系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1—79页。
[28]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318.
[29]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320.
[30]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341-342.
[31]О.И.Смирнова,Сводныйкаталогсогдийскихмонет(бронза),Москва,1981,стр.400.
[32]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文物》1993年第5期，第47页。
[33],PersonalnamesinSogdiantexts,,,(eds.),IranischesPersonennamenbuch,BandII,Faszikel8,VerlagderÖsterreich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2010,,转引自吉田豊「貨幣の銘文に反映されたチュルク族によるソグド支配」『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57号，2018年，第160頁。
[34]吴中华、汪海林：《试读阿文方孔钱》，《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第68—71页。
[35]齐小艳：《撒马尔罕仿造中国币与伊赫希德王朝世系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71—79页。
[3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37]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00—203页。
[38],TranslatedfromtheRussianbyTomStableford,EditedbyNicholasSims-Williams,SogdianEpigraphyofCentralAsiaandSemirech’e,London:CorpusInscriptionumIranicarum,2015,
[39]毕波、[英]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49—61页。
[40]毕波：《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29—136页。
[41]毕波、[英]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26、61—72页。
[43]王睿：《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25页。
[44]（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4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30页。
[4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7页。
[47]（宋）洪遵撰，汪圣铎编《泉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9页。
[4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50页。
[4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15页，部分断句有调整。
[50]WithanAnnotatedCartographicalDocumentationbyGuntramHazod,TheOldTibetanAnnals,AnAnnotatedTranslationofTibet’sFirstHistory,Wien:Österreich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2009,
[5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九《郭元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7页。
[52]冯小琴、杨富学：《洛阳新见墓志所谓郭虔瓘“破拔汗那十六城”考实》，《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67—170页。另有观点用郭元振在701至708年间的任职情况，将俀子重扰四镇事比定在705—706年间，但此观点一则没有考虑到敦煌藏文文书《大事纪年》所载700年吐蕃扶持突厥贵族返回“突厥地”，二则没有考虑703年时，突骑施就已夺取四镇之一的碎叶，且将兵十四万，已经完全没有吐蕃扶持阿史那俀子返回西突厥扰动四镇的条件，故不妥。参见[美]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50页。
[53]石墨林编著，陈国灿校订《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0页。
[54]甘肃肃南大长岭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阿史那俀子，见王万平、杨富学：《肃南大长岭墓主为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考》，《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2期，第4—14页。
[55]（宋）洪遵撰，汪圣铎编《泉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页。
[56]才让：《吐蕃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6—267页。
[57]陈于柱、张福慧：《敦煌古藏文写本+IOLTibJ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74—79页。
[58]杨超：《晚唐钱币学家张台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2—27页；杨超、张固也：《张台〈钱录〉三题》，《中国钱币》2013年第5期，第21—28页。
[60]（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九《泉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25页。
[61]王卿：《两种月纹的考证》，《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第9—12、59页。
[62]姚朔民：《突骑施钱币和突骑施》，《中国钱币》2016年第6期，第3—21页。
[63]范振安、霍宏伟：《洛阳泉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64]韩建武、贺达炘、王西梅、刘芃：《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钱币》，《西部金融》2008年《钱币研究增刊》，第35—44页。
[65]杨瑾：《跨学科视阈下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研究综述》，《文博》2019年第3期，第41—48页。
[6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页。
[6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4页。
[6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5页。
[6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00页。
[7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40页。
[7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45页。
[7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63页。
[73]（美）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74]林梅村：《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文物》1993年第5期，第45—52页。
[75]FrançoisThierry,SurLesMonnaiesdesTürgesh,,Coins,Art,andChronologyEssaysonthepre-IslamicHistoryoftheIndo-IranianBorderland,Wien:VerlagderÖsterreich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1999,
[76]（宋）洪遵撰，汪圣铎编《泉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1、192页。
[77]（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130页。